跳至主要内容

特朗普打击移民危及美国科技行业

 NYT:

保罗·克鲁格曼

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商业会繁荣吗?据我所知,许多商界领袖都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信念上,即特朗普不会真去兑现他在竞选时做出的关税和大规模驱逐出境的承诺,就像他承诺的边境墙一样——基本上就是,他从未修建边境墙,却言之凿凿他修了。
但我认为这种乐观是错误的。特朗普对关税和移民的痴迷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如果人们嘲笑他没有兑现标志性的政策主张,他可能会很不高兴。
如果他不对自己的政策做出调整,损害将是巨大的,甚至比持悲观态度的人所意识到的还要大。对移民的敌意不仅会造成许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不愿从事的艰苦体力工作的劳动力短缺,还将破坏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正如大家可能知道的,特朗普已做出表态,打算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部署军队帮助抓捕大量无证移民,他们将首先被安置在他的高级移民顾问之一斯蒂芬 · 米勒所称的 “庞大的拘留设施” 中。

这样的行动将是人道主义和公民自由的噩梦。但这些考量可能不会阻止特朗普。甚至可以说,像这样的骚动是他求之不得的,因为这会让他看起来强大又果断。
经济影响可能是另一个问题。大规模驱逐将导致雇佣大量无证移民的行业(加上可能被卷入拉网行动的合法工人)出现劳动力短缺并推高价格,这些行业包括农业、肉类加工业和建筑业。
老实说,我不知道这一切会如何发展,我怀疑没有人知道。这会很糟糕吗?还是会极其糟糕?
然而,除了这些短期影响之外,还有一个特朗普主义可能带来的后果尚未得到太多关注:它对美国科技领导地位的威胁。
我们的科技行业是世界的奇迹。1995 年前后,世界主要富裕经济体似乎都处于大致相同的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也相差无几;如果说欧洲的实际人均 GDP 水平较低,一个主要原因是欧洲人的工作时间更短,因为与我们不同,他们有真的在度假。
但正如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 · 德拉吉最近向欧盟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在最近几十年再度领先。我发现美国这一进步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基础并不广泛:欧洲人在大多数事情上做得都和我们一样好。相反,美国居于领先地位的是在数码科技方面。

是什么推动了这个成功故事?毫无疑问,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人均收入高得惊人的硅谷科技集群所创造的网络外部性。但在美国的科技中心呆上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现移民——通常是来自南亚和东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显然也是这个故事的关键组成。
那么,你可能会说,这不是问题所在。“让美国恢复伟大荣光” 运动的不满所针对的是从事蓝领工作的无证移民,而不是来自印度的科技奇才,对吧?
错。
除了无证蓝领工人,上一任特朗普政府显然也敌视受过高等教育的合法移民。它大大增加了高技能外国人获得或续签签证的难度,而这正是他们在这里工作的主要路径。其中许多人担心这些政策会卷土重来,只是情况会更糟。
如果你想了解特朗普核心圈子的真实想法,不妨看看米勒和史蒂夫 · 班农在 2016 年的一段对话,班农是特朗普的长期盟友,出狱后刚好来得及为特朗普助选。班农宣称,合法移民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谴责 “寡头” 引进外国人从事他认为应该由美国人从事的 IT 工作。“嗯,这说得真好,”米勒回答。
其中一些寡头是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最著名的要数埃隆 · 马斯克,这重要吗?可能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重要。从历史上看,寡头们如果以为自己从威权领导人那里买到了影响力,就会发现他们对后者善意的依赖远远大于后者对其金钱的依赖。我猜,马斯克很快就会明白,他需要特朗普多于特朗普需要他。

因此,如果反对移民的浪潮没有波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我会感到非常惊讶。撇开具体的政策不谈,美国之所以成功吸引了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社会的开放性;也许,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我们一直是一个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感到受欢迎的地方。那个时代可能要结束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拟议中的突击搜查和拘留设施可能会占据新闻头条,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十年后,我们可能也会深切意识到,通过对移民的攻击,我们破坏了科技行业,而它是使美国伟大的原因之一。

评论

此博客中的热门博文

付鹏11月24日在HSBC内部演讲速记

《2024年年终回顾和2025年展望——对冲风险VS软着陆》   上篇 正值年底,虽然刚才汇丰一直强调大家不录音不录像,但大概率你挡不住。我在这儿讲话会谨慎一些,非常小心谨慎,大概率会有人透露出去,放到YouTube上,基本上所有见我都说付总我在YouTube上看过你的视频,我说那都是盗版的,靠盗版发财的也不少。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官方的,回顾会多一点,展望不多,因为这个月展望完了之后下个月怎么办?有些话对我来讲我倒觉得很简单,本质上原来我们是做Hedge Fund出身,所以我们的逻辑框架整体具有极强的延续性,不是说今年去讨论,或者说明年去讨论。 惯性思维从2016年开始,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然经历过过去的几年时间,我相信在座各位应该对这番话的理解变得越发深刻。 2016年实际上是美国特朗普的第一次大选,我有一个特点,我的特征是如果我觉得什么地方有投资机会,我可能第一时间去一线调研,我不喜欢看YouTube,我也不喜欢在网上扒。当然你会说,现在ChatGPT很强大了,人工智能好像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可能广泛流传或者广泛传播的很多信息是错的。这一点在2012年当时我从日本做完调研回来之后,我的感悟是最深的。 当然去日本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名字叫本森特,很快大家就会非常熟悉他的,目前来讲应该是特朗普政府提名的美国财长。本森特原来是索罗斯基金实际掌控人,因为索大爷已经年龄很大了,去年的时候才刚刚把基金的业务交给他儿子亚历山大,但在这之前,最主要的几场战役本质上来讲都是本森特在主导。 2012年当时我从北京去香港约朋友们吃饭的饭局上,当时斯索罗斯基金在香港办公室跟我说,本森特从这儿去了日本。我说OK。我经常说一句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问题。” 当然你知道,网民们最可怕的地方是巴菲特“SB”、索罗斯“SB”,我最“牛逼”。你要记住,他们的所有行为一定有很大的变化,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巴菲特第一次去是2011年,我们正在讲福岛核电站泄漏,核废水污染以后海鲜不能吃的时候,一个80多岁的老头顶着核辐射泄漏去日本吃海鲜了,当然他去日本干吗,这其实很关键。 之后我们跑到日本做完调研回来之后那几年,我陆陆续续跟很多人讲,日本正在发生变化,日本的利率结构都会随之变化的,当然包括日本的证券市场。今年日本股市终于走出这35年了,创下...

高善文:2025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GDP增速每一年被高估了3个百分点,累计高估了10个百分点

  主要内容 GDP增速每一年被高估了3个百分点,累计高估了10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增长需要较长时间恢复到泡沫破灭前,积极状态下需3-4年; 经济转型有一定成绩,但周期对中性行业的影响程度大于转型; 数据反映一个省人口越年轻,消费增长越慢,越老则增长越快; 累计有4700万劳动力,无法正常找到工作;就业数据下降,就业质量恶化; 就业和增长的关系在过去两年显得非常反常。 (路演时间2024年12月3日) 一、转型取得积极进展,但周期性压力超过了成长的烦恼 2018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逐步摆脱依靠债务基建和房地产驱动的增长形式,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经济转型过程中有些行业兴起,有些行业衰落,总量层面经济增速放慢可以理解可以想像,属于转型过程中的成长的烦恼,更多来自于周期的扰动而不是转型的代价。 我们以全部上市公司为基础(A股、港股,中概股),把这些公司分为三类, 1.支持类2500家,政府支持鼓励,支持经济转型引导方向; 2.限制类500家,政府试图加以规范管理和限制,行业自身也在走向衰落; 3.中性类2600家,商贸零售社会服务,和转型过程没有很紧密的联系,整体属于中性。 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占2024GDP总量50%以上,具有一定代表性。 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占比,中性类占比60%,支持类占比20%,限制类占比低一些。 上市公司总市值占比,中性类略高于50%,限制类和支持类在20%上下。 2016年至今,中性类行业的营业收入/总市值占比总体稳定, 2018-2020年之间,限制类行业占比明显收缩,支持类行业占比明显扩张 ,政府试图限制的行业在收缩,政府试图支持的行业在扩张,营业收入和总市值维度都是如此。 说明,经济转型在确定性的发生。无论经济增速如何波动,中性行业的占比一直保持不变,不受到限制性和支持性政策的影响。 观察股价表现,我们把所有支持类上市公司视为一家公司, 设定在2018年股价为1,其他类别同理。2018年以来,支持类板块的股价上升,限制类板块的股价大幅下跌,二者之间的裂口是过去十几年没有看到的,这说明政府引导经济转型的努力在金融市场的定价反映出来。2010-2018年,股价表现则完全相反,进一步确认政府引导经济转型的转折点。 人们很容易把总量层面的问题和转型结构联系起来,甚至可能把总量的问题归结为转型的问题。 我们通过观察中性行业的表现,去剥...

2014-2024,仅仅10年 大象公社

 《2014-2024,仅仅10年》 大象公社 十年前的夏天,年轻人不愿当公务员,国考人数锐减36万,热帖称“机关钱少活多”。 那年全国毕业生700余万,就业率超九成,复旦学生租游艇办毕业舞会,女孩们花两千元买晚礼服,夜游江海。 那年世界的齿轮咬合稳定,中美迎来建交35周年。美国民调中,超72%年轻人,将中国视为“朋友”。 夏天前,奥巴马夫人到访,体验了长城、紫禁城与成都火锅。 慕田峪长城上,总统夫人看燕山起伏,觉得一切宽阔且美妙,“长城的长度几乎相当于从美国缅因州到俄勒冈州的四倍”。 那年的国运也如山峦起伏。 夏天时,股市清冷,七成账户闲置,股民调侃关灯吃面,7月IPO开闸,并购潮掀起,年底股市单日放量7100亿,狂飙冲天。 楼市故事也相似。十年前的五一,房企奄奄一息,北京楼盘推出零首付,南京楼盘跳远减十万,上海房展出动比基尼美女吸引眼球。9月楼市松绑,炒房客陷入狂欢。 十年前的人们尚不知卷与颓,偶有下挫,也认为不过是插曲,对一切满怀自信。 贾跃亭宣布要造超级互联网汽车,罗永浩宣布要发布东半球最好用的手机。真正手机大卖的是小米,第一季度销量超过苹果。 夏天过后,雷军去乌镇参加首届互联网大会。他磕磕巴巴说,梦想还是要有,万一实现呢? 那年乌镇最风光还是BAT,三家都在硅谷设立了分支,李彦宏说机会太多,他很着急: 我们其实处在非常有意思的时代,这是魔幻一般的时代,正好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互联网的兴起。 入夜,乌镇白墙黑瓦水音桨声。丁磊拼起旧木桌,摆起乌镇宴,座中人微博记录:十几瓶黄酒喝去,陈年故事吐出,煮酒笑谈云中事,天罗地网立旌旗。 未被邀请的马云,才是那年真正的主角。十年前的夏天,阿里启动全球最大规模IPO。 上市前,马云发内部邮件,建议员工不要挥霍,处理好财富,“我们这么辛苦,可不是为了变成一群土豪”。 当年9月,阿里上市,马云登顶中国首富,万名阿里员工成千万富翁,宝马销售和房产中介堵在阿里园区门口。 十年前的夏天蒸腾如梦,浩荡热风吹过中国。北京高温刷新了1951年以来纪录,居民用水多喝出4.5个昆明湖。 济南、上海、重庆、吐鲁番尽成火炉,更大热浪在互联网彩票服务器上。那年是巴西世界杯,足彩卖出23亿。 在广州,恒大正在冲击中超三连冠,教练席上,新任助教李铁说,有很多东西不是金钱所能衡量,“我给自己十年左右的时间,争取成为国家队的主教练”。 那个夏天,恒大冰...

数千亿美元资金如何绕开管制逃离中国 - WSJ

  经济学家和《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的一项数据分析显示,过去几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似乎令 2015 年和 2016 年相形见绌,那时的中国正遭遇着上一轮房地产市场低迷,引发了以美元计价的最大的一波资本外流。 《华尔街日报》的统计显示,在截至今年 6 月底的四个季度里,可能有多达 2,540 亿美元的资金非法流出中国。这超过了近 10 年前的那波资本外逃,当时的资金外流曾引发人们对中国可能爆发金融危机的担忧。但对这类资金外流的估计本身并不精确,而且,由于现在中国整体经济规模比当时大得多,资本外逃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比例似乎也小于当时。 一些没有被统计在内的资金可能包括滞留在海外的出口收入,这些资金没有被带回中国,而是留在海外享受更高的存款利率和投资机会。 即便如此,这种现象对中国决策者来说仍值得担忧。在中国官员专注于严格管理人民币汇率之际,资本外流加大了人民币的压力,不过中国政府近期为刺激经济而采取的措施正在提振人民币和中国股市,可能会促使人们暂时将更多资金留在中国。 大批资本逃离也突显出一个事实,那些有资源,有财力,能把资金带出国门的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越来越没有信心。 心灰意冷的投资者 为了绕开政府管制,人们用上了各种老办法,比如将贵重物品运往海外,或是为进口商品支付过高的价格,这些办法屡试不爽,但依然要冒风险。还有一些人想出了新点子,比如将装载着加密货币的电脑硬盘运往其他司法辖区,并在那里兑换成现金。 造成资金外流的原因包括新冠疫情,政府对民营部门的打击,以及人们广泛担心中国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 IMF) 数据显示,到本十年末,中国经济增速预计将从目前的 5% 左右放缓至 3% 左右,而 2020 年以前的增长率接近 7%。据巴克莱 (Barclays) 估计,2021 年以来,中国史诗级的房地产市场崩盘估计已导致约 18 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灰飞烟灭。 尽管中国政府最近出台的刺激措施(包括承诺加大财政支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今年的经济增长,但现在断言这些措施能否带动经济持续复苏为时过早。 从长远来看,中国面临劳动力老龄化和萎缩带来的严峻挑战,而在贸易、安全和技术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国与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也陷入冲突。 中国官员试...

香港金融中心如何日益内地化并逐渐远离西方 - WSJ

  今年春天,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翊庭 (Bonnie Chan) 进行了一次讲话,当时她身后挂着等待敲响的金锣。她当时赞扬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并不出奇。出奇的是她是怎么说的。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陈翊庭用普通话发表了讲话。当天有三家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在港交所推出新的加密货币基金,这三家公司以 2:1 的投票结果选择了普通话,而不是英语。港交所没有提供英语或任何其他语言的同声传译。 随着红绸包裹的锣槌敲响金锣,交易开始,在场的几个西方人静静地看着。一位记者问,他们听懂陈翊庭讲话的内容了吗?他们都摇了摇头,表示没有听懂。 无论从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看,北京政府对香港金融业的接管似乎已不可逆转。随着国际金融机构、企业和外籍人士纷纷撤离,这个世界首屈一指、东西方交汇的投资中心正变得越来越内地化。 在今年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中,外资银行在五分之一的交易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而就在两年前,这一比例约为一半。在香港的债务资本市场,中资银行已取代西方银行,成为该市场收入最高的银行。 私人银行家越来越多地服务于中国的富一代,而不是过去几十年积累财富的富裕外籍人士。企业招聘人员表示,要想在香港找到工作,会说普通话至关重要。 港交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在活动和上市仪式上,会尽可能采用双语形式,并根据具体发行方的喜好进行调整。他还说,3 月份就任行政总裁的陈翊庭经常用英语发表讲话。 从港交所步行一小段路,有一家名为 The Iron Fairies 的鸡尾酒吧,上述转变在这里感觉很明显。多年来,这家酒吧一直是西方银行家经常光顾的地方。 经营这家酒吧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Sandeep Sekhri 说,现在,来这里消费的主要是内地顾客,他们更喜欢买一瓶瓶的威士忌和龙舌兰酒,而不是单杯酒水。今年年初,酒吧的驻场爵士乐队学会了几首普通话歌曲,包括上世纪 70 年代的一首国语流行金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高盛 ( Goldman Sachs )、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和瑞银( UBS ) 等投行曾经能从香港赚得巨额佣金收入,随着此类收入大幅下降,这些银行已在亚洲各地的投行部门进行了多轮裁员。据资本市场律师称,一些全球最大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也效仿银行裁员,因其难以与中国同行竞争,后者通常收费较低。 从长远来看,这种转变意味着西方金融机构需要制定新的中国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