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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中心如何日益内地化并逐渐远离西方 - WSJ

 

今年春天,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陈翊庭 (Bonnie Chan) 进行了一次讲话,当时她身后挂着等待敲响的金锣。她当时赞扬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并不出奇。出奇的是她是怎么说的。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陈翊庭用普通话发表了讲话。当天有三家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在港交所推出新的加密货币基金,这三家公司以 2:1 的投票结果选择了普通话,而不是英语。港交所没有提供英语或任何其他语言的同声传译。

随着红绸包裹的锣槌敲响金锣,交易开始,在场的几个西方人静静地看着。一位记者问,他们听懂陈翊庭讲话的内容了吗?他们都摇了摇头,表示没有听懂。

无论从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看,北京政府对香港金融业的接管似乎已不可逆转。随着国际金融机构、企业和外籍人士纷纷撤离,这个世界首屈一指、东西方交汇的投资中心正变得越来越内地化。

在今年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中,外资银行在五分之一的交易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而就在两年前,这一比例约为一半。在香港的债务资本市场,中资银行已取代西方银行,成为该市场收入最高的银行。

私人银行家越来越多地服务于中国的富一代,而不是过去几十年积累财富的富裕外籍人士。企业招聘人员表示,要想在香港找到工作,会说普通话至关重要。

港交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在活动和上市仪式上,会尽可能采用双语形式,并根据具体发行方的喜好进行调整。他还说,3 月份就任行政总裁的陈翊庭经常用英语发表讲话。

从港交所步行一小段路,有一家名为 The Iron Fairies 的鸡尾酒吧,上述转变在这里感觉很明显。多年来,这家酒吧一直是西方银行家经常光顾的地方。

经营这家酒吧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Sandeep Sekhri 说,现在,来这里消费的主要是内地顾客,他们更喜欢买一瓶瓶的威士忌和龙舌兰酒,而不是单杯酒水。今年年初,酒吧的驻场爵士乐队学会了几首普通话歌曲,包括上世纪 70 年代的一首国语流行金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高盛 (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和瑞银(UBS) 等投行曾经能从香港赚得巨额佣金收入,随着此类收入大幅下降,这些银行已在亚洲各地的投行部门进行了多轮裁员。据资本市场律师称,一些全球最大的国际律师事务所也效仿银行裁员,因其难以与中国同行竞争,后者通常收费较低。

从长远来看,这种转变意味着西方金融机构需要制定新的中国业务战略。许多西方金融机构已将业务重点从投行转向财富管理,希望仍能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另一些金融机构则将资源转移到了印度和中东地区。

本就紧张的美中关系将再次受到冲击。当选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已扬言要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60% 或更高的关税,若果真如此,可能会推动企业进一步将自身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进而冲击中国经济增长。

特朗普提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 · 卢比奥 (Marco Rubio) 担任国务卿,并邀请众议员迈克 · 华尔兹 (Mike Waltz) 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卢比奥和华尔兹对华都持强硬态度,并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根据 Dealogic 的数据,去年高盛、摩根大通 (JPMorgan) 和摩根士丹利在亚洲地区(日本除外)的投行收入降至至少 201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自 2022 年前后以来,包括中信证券 (Citic Securities) 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 在内的中资银行已成为该地区收入最高的银行。

跨国银行还有其他收入来源,例如财富管理和证券交易的佣金收入,但这些银行没有细分在亚洲的收入构成。从全球范围来看,其他来源的佣金在跨国银行总收入中占很大比重。

华尔街高管纷纷表示,他们致力于在中国开展业务。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米 · 戴蒙 (Jamie Dimon) 5 月份访问了香港,庆祝该行香港业务成立 100 周年,他呼吁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并表示,中国已经制定了一套新的路线,更加注重国家安全、军事实力和内部发展。

许多西方银行界人士和投资者私下里对交易和文化方面的变化感到遗憾,他们认为这可能会削弱香港的多样性,导致透明度降低,对高风险金融行为的审视减少。

中国银行业往往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中国内地过度膨胀的房地产市场,以及为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资金,其中一些平台现在面临违约风险。在这些高风险贷款出现问题后,许多中资银行已经收紧了标准。

一位来自西方国家的某华尔街银行投资银行业务主管表示,他现在在香港感觉被孤立,这里说普通话的人很多,来自中资银行的竞争也很激烈。

“这仍然是一座世界一流城市,” 他说。“但我认为我们不能再称它为国际都市了。”

中国企业高管们认为这种说法很荒谬,他们很多人更喜欢中资银行,他们说,尽管中资银行在其他地方的业务规模较小,但对他们更好,收费更低,而且在中国内地的网络更广。中国人如果想在中国内地以外发行或投资股票和债券,香港仍然至关重要,他们说,他们不需要西方银行家充当看门人。

一位正在处理一笔小规模私募债交易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高管称,一些西方银行因为看衰中国房地产市场而拒绝了他们的业务。这位高管说,一家中资银行则安排了多名高层负责人和大约 20 名副手。

“中资银行不一样,” 他说。“如果价格合适,他们就会做。”

香港政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关于随着更多中国企业进驻香港,香港正变得越来越不国际化,越来越像中国内地城市的说法,完全不实。

他说,香港仍然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在 9 月份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中,香港再次与纽约和伦敦一起被评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他还说,一些跨国银行最近宣布了在香港扩张的计划,香港也在继续吸引海外资本,比如加深与中东投资者和市场的联系。

“守门人” 换了

招股说明书显示,今年迄今已有 56 家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其中 79% 的公司没有聘请任何外资银行担任主要保荐人。金融数据提供商万得 (Wind) 汇编的数据显示,2022 年和 2021 年这一比例约为 50%。

官方数据显示,2022 年,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的中国内地企业数量至少 30 年来首次超过美国企业。2023 年,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

中国内地公司在香港股市的主导地位也得到了巩固,截至 10 月底,中国内地企业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 80%,而 10 年前这一比例为 60%。

所有这些活动都在帮助香港抵消疫情以及西方高管离开造成的部分经济损失。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的数据显示,香港住宅租金价格已在很大程度上回升至疫情前水平。

但鉴于中国经济举步维艰,市场情绪已不如以前那么高涨。香港摩天大楼的租金价格仍低于疫情前水平,这为想要入驻的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多选择。

一家中国财富管理公司最近扩大了其办公室规模,在其位于香港铜锣湾的办公楼里又租了一层。该公司一位高管表示,总租金低于其 2019 年为原有租赁空间支付的租金。

Sevva 是一家可以俯瞰汇丰 (HSBC)香港办事处的酒吧,此前常有西方银行家光顾,该酒吧在经营 16 年后于今年 4 月关闭。杨国福 (Yang Guo Fu) 麻辣烫等中国内地连锁餐饮品牌纷纷开设了门店。

鉴于中国的经济困境,香港的这番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交易市场低迷的现实。2023 年,香港交易所新股上市总量降至 20 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近几个月,在中国家电制造商美的集团 (Midea Group) 的 40 亿美元上市交易提振了银行家和投资者乐观情绪后,该市场势头有所回升。

即便如此,这种转变似乎更多的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

香港于 1842 年被中国清朝割让给英国,此后一百多年里一直是外国投资者从中国市场分一杯羹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之后。通过帮助中国企业在外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债券以及收购欧美企业,西方银行从中赚得盆满钵满。

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后,这种繁荣仍在继续。上世纪 90 年代初和本世纪头十年初,松久信幸 (Nobu Matsuhisa)、杜卡斯(Alain Ducasse) 等名厨纷纷在香港开设餐厅。位于香港中环的狭窄街道兰桂坊已从昔日遍布花店的安静小巷,变成了亚洲最热闹的外国人聚集的酒吧区之一。

那个时代在 2019 年开始走向终结,~~~~。

如今,香港仍然保有使其成为重要金融中心的诸多优势,包括不同于中国内地的与美元挂钩的自由交易货币、资本的自由跨境流动以及往往比内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有效的普通法体系。

外国银行擅长帮助快速增长的中国大型企业与全球投资者(尤其是欧美投资者)建立联系,但这对在香港的许多中国客户来说已不再是优先事项。银行家们表示,交易规模越来越小,与吸引全球投资者相比,企业现在更关心以低成本筹集资金。

约瑟夫 · 加拉格尔 (Joseph Gallagher) 说:“香港已从泛亚投资银行中心转变为中国投资银行中心。现在的香港市场实际上只是一个中国市场。”他 40 年投资银行业务职业生涯大部分是在香港度过的,直到 2022 年底一直担任瑞士信贷 (Credit Suisse) 亚太投资银行委员会主席。

近年来,香港大多数银行家只做与中国相关的交易。加拉格尔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他亚洲市场现在有理由在当地开展自己的业务,同时中国业务的增长需要庞大而专业的银行团队。

在政府投资者和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之际,相较西方金融机构,在香港的内地银行更了解中国日益盛行的业务类型。

2023 年以来,随着中国政府将资金引向半导体等政府优先事项,以及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产失去兴趣,中国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扮演起香港 IPO 投资者的角色。

中国内地银行也更愿意参与主要涉及 “亲朋好友” 投资者的交易,这些投资者通常是由上市公司自己安排的,而不是由担任承销商的银行安排的。

跨国银行通常不赞成这种做法,因为这限制了它们对投资者进行尽职调查和监督交易的能力。据知情人士透露,包括高盛在内的华尔街银行自 2023 年以来已经退出了几笔交易,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银行家给外国银行执着于寻找独立投资者而不去优先考虑交易是不是能完成的态度起了个绰号,叫 “道德洁癖”。

近年来,中资银行利用其规模更大的资产负债表,继续为中国经济中风险较高的领域提供融资,包括复杂的国有投资工具,这些工具被城市用于建设高速公路、旅游景点和其他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如今在中国负债累累的地区却很少得到利用。一些西方金融机构放弃了此类交易,认为这些交易风险太大,而且不透明。

如今,这些债务中有多达 8,000 亿美元面临较高的违约风险。上周,中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了一项 1.4 万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帮助减轻地方政府的表外债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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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 特朗普上台不到一个月,已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刮起政坛旋风。如果说他要把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赶走的雷人设想只是激怒了国际正义人士,那么他最近对乌克兰的背叛则甚至让某些反俄“川粉”倒戈,后悔支持了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其实,这一切都是早已料定的。特朗普在第一任内,就允许以色列把首都迁到耶路撒冷,他能对巴勒斯坦做什么好事呢?第二任上任前,他就口出狂言“24小时结束俄乌战争”。他真的是神吗?能有什么大招?不就是让乌克兰割地投降吗?在他当选后的“美国契约终于破裂”一文中,我曾撂下一句“狠话”: “也许在未来几年,不再是美国拯救世界,而是美国需要文明世界拯救。但问题是,在经过二战和冷战之后,它早已成为军力独占鳌头的世界‘老大’。如果它想摧毁世界,世界还能否阻挡?就和特朗普当选一样,这个可能并非不存在。” 当时没有展开,因为觉得美国要和俄罗斯等国联起手来“摧毁世界”还有待时日,但现在看来,“邪恶轴心”正在形成。然而,国际局势再险恶,都只是表象而非根源。永远要记住的是,自由主义的标志性立场是国内制度决定国际政策。国际关系领域的通说是,民主国家无战争,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打仗的。民主国家对独裁国家就不好说了,独裁国家之间更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美加原来是铁杆盟国,边境都互不设防。特朗普一上台,就一会儿要把它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一会儿要吞并格林兰岛,不是因为加拿大或丹麦变了,而是美国选上了一位独裁狂人。独裁者当政,则无论国内国际,一切皆有可能发生。美国近一个月来国际政策的陡变让世界对“民主灯塔”大跌眼镜,根源在于它已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国家。 一、政治自然法的基本要求 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国家需要符合政治自然法的五点最低要求:(1)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2)言论与新闻自由;(3)族群平等、“一人一票”等消极平等;(4)自由与公正的周期性选举;(5)行政中立与司法独立。这五点原则可以被总结为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自由、民主、法治。一个国家要实现和平稳定,多数公民必须信守这些基本原则,并形成“契约共同体”共守之。 一个宪政国家的标准流程是:(1)公民通过自由辩论、交流、协商,根据某种多数决方式选出代表自己的立法者(主要是议会);(2)议会根据多数主义程序制定至少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立法;(3)议会立法经由政治中立的行政获得忠实和有效执行;(4)如果行政执法违法侵犯了公...

2024 年全球最富有家族榜单

 BMG: 这栋位于西北第二街的朴素砖砌建筑丝毫没有显示出它所蕴藏的巨额财富。 该地产坐落在阿肯色州本顿维尔市中心,是沃尔顿企业的所在地,该企业是世界上最大家族财富的管理者。 正是通过这个私人投资办公室, 沃尔玛公司(Walmart Inc.) 的创始人萨姆·沃尔顿(Sam Walton)的后代们将自己的财富一代代地积累到了一起。 哦,他们的财富是如何积累起来的。今天,在第一家真正的沃尔玛开业 62 年后,沃尔顿家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他们的总财富已飙升至创纪录的 4324 亿美元,使他们重回彭博年度全球最富有家族排行榜榜首。 你不需要成为亿万富翁就能掌握富人的金科玉律:巨大的财富会带来更大的财富。 沃尔顿家族一直是我们榜单上的常客,他们不断致富的原因很简单:沃尔玛股票。截至 12 月 10 日,今年以来,沃尔玛股价上涨了 80%。这一增长使该家族的总财富在 12 个月内增加了 1727 亿美元,相当于每天 4.732 亿美元,或每分钟 328,577 美元,超过了 2023 年彭博榜单上位居榜首的阿联酋王室成员的财富。 山姆·沃尔顿 为此奠定了基础。他策略性地将自己的财富分配给子女,以保持家族控制权并确保他们的财富不断增长。 自 1992 年沃尔顿去世以来,他的继承人一直坚守着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为沃尔顿家族和我们名单上的许多其他家族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团结一致。沃尔顿企业通过管理沃尔顿家族在沃尔玛的大部分合并且越来越有价值的股份,为这些家族提供了粘合剂。 这一原则对未来 25 年将继承数万亿美元 的许多人具有指导意义 。那些在主要资产所有权上保持团结的家族受益于增强的复利和控制力。奢侈品牌爱马仕和制药商罗氏背后的家族就是那些通过协议确保凝聚力的家族之一。 和沃尔顿家族一样,彭博榜单上的 25 个家族中的大多数今年都因市场强劲而变得更富有。他们总共赚了 4065 亿美元。其中许多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约翰逊家族(共同基金和退休账户)、汤姆森家族(媒体)、玛氏和费列罗(糖果)。 一位新进入者是奥弗斯家族,他们的财富源自一家以色列航运公司。如今,他们的帝国横跨全球多个行业,资产分别由第二代兄弟 埃亚尔 和 伊丹 控制。 另一位新来者是泰国家族的谢氏,其企业集团正大集团 (CP Group) 经营着养鱼场、7-Eleven 便利店并生产动物饲料等。 金钱可以拆散家...

唐纳德·特朗普的关税让人回想起 20 世纪 30 年代 | 《经济学人》

  唐纳德 ·特朗普的 关税政策正在搅乱全球贸易体系。但总统的关税狂热在美国历史上并非史无前例。上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关税是在 1930 年《关税法案》(即众所周知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通过之后。该法案引发了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贸易战,加深了大萧条,并导致世界分裂成敌对集团。 《经济学人》 当时的报道为保护主义敲响了警钟。 参议员里德·斯穆特,“关税波旁王朝中最反动的人物之一”(左)和众议员威利斯·霍利(中) 图片:Topfoto 1928 年,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时,他迫切希望振兴美国农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农业的复苏意味着其产品现在可以与美国农产品竞争。1929 年,两位共和党人——犹他州参议员里德·斯穆特和俄勒冈州众议员威利斯·霍利——提出了一项增加农产品进口税的法案。这对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影响尤其大: “……由于美国是一个更富裕、人口更多的国家,华盛顿关税政策的变化对加拿大的影响比渥太华的类似变化对这个伟大的共和国的影响更大。过去,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政策的变化有相当多的体验,自从胡佛政府上台并召开国会特别会议以来,他们一直密切关注华盛顿的发展。” 加拿大人有充足的时间观望,因为这项法案花了 18 个月的时间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来回讨论。随着大萧条的加剧,越来越多的行业游说国会为该法案增加保护措施,使其内容更加丰富。加拿大的报复欲望也随之增强。1930 年,自由党总理麦肯齐·金 (Mackenzie King) 提高了对美国的关税,并降低了对大英帝国其他地区的关税。 1000 多名美国经济学家和许多商界领袖恳求胡佛否决该法案。我们说,对其经济后果的担忧“是华尔街当年最严重衰退的主要原因”。但 1930 年 6 月 17 日,胡佛签署了该法案: “胡佛总统在华盛顿签署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是世界关税史上最令人惊奇的篇章之一的悲喜剧结局,世界各地的保护主义狂热分子都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修改关税的原因是为了恢复对农业不利的保护平衡。但关税表一经投入修改的大熔炉,支持者和政客们就开始全力以赴地煽动,一项最初只是为了让农民满意的措施变成了一项全面的高关税法案,其中提高了近 900 项关税,其中一些关税甚至高得离谱。” 我们写道:“这是既得利益集团通过政治影响力运作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在加拿大,金的努力不足以让选民满意。6 月 28 日,他的政党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