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内容

美国经济已让其他富裕国家望尘莫及

 经济学人:


“就目前的政策和表现而言,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增长速度注定会低于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竞争力政策委员会(为美国总统和国会提供咨询的委员会)在 1992 年宣称。当时,美国正担心其经济正在衰退,落后于日本和欧洲。但事实并非如此。日本进入了长期的停滞期,欧洲的增长放缓,而美国则经历了互联网兴起带来的短暂繁荣。

三十多年后,一些人再次描绘出美国经济走向衰落的图景。中国如今已成为东方崛起的巨无霸。唐纳德·特朗普,而非比尔·克林顿,成为总统候选人,对经济状况表示哀叹(特朗普说美国经济“正在失败”,而克林顿则称美国经济“处于德国和斯里兰卡之间的某个位置,令人不快”)。普通美国人忧心忡忡。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定期询问美国人是否对现状感到满意。从 1980 年到 21 世纪初,平均只有 40% 多一点的人表示满意。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一比例下降到了 25%。

这次,衰退预言家们的预言是否正确?自动荡的 19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经历了多次动荡,包括互联网泡沫破裂、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期间失业率飙升,以及最近的通货膨胀飙升。以购买力平价 ( PPP ) 计算,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确实缩水了,从 1990 年的 21% 缩减到现在的 16%。

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有一件事始终不变:美国的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富裕大国,而且一路走来,美国经济反弹得更强劲。竞争力委员会 1992 年做出的错误诊断应该成为那些现在散布悲观情绪的人的纠正。自那时以来,美国的增长速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今,美国经济实力雄厚,人们有理由对美国的经济实力和潜力感到乐观。美国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GDP的份额下降,与其说是对其自身发展轨迹的评论,不如说是对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增长突飞猛进的评论。中国的人均产出仍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印度则更小。

图表:经济学人

更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在成熟经济体中的表现优于其他同类国家。1990 年,美国占G7发达国家整体GDP的五分之二左右;而如今,这一比例已升至约一半(见图表)。按人均计算,美国经济产出现在比西欧和加拿大高出约 40%,比日本高出 60%——大约是 1990 年两者之间差距的两倍。美国最贫穷的密西西比州的平均工资高于英国、加拿大和德国的平均工资。

而美国的表现最近有所加速。自 2020 年初,也就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美国的实际增长率为 10%,是其他七国集团平均水平的三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在包括大型新兴市场的二十国集团中,美国是唯一一个产出和就业超过疫情前预期的国家。

这种增长加上美元的强势意味着美国的实力和美国人的财富。从大量美国人出国旅行和创纪录的海外消费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十年前(当时中国游客也在炫耀他们的财富),许多分析师认为,按目前的汇率,中国现在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然而,中国的GDP近年来一直在下滑,从 2021 年的约占美国的 75% 下降到现在的 65%。

天赋异禀

特别报道将解释为什么美国经济长期保持强劲增长,以及为什么这种增长有望持续下去。部分原因归因于地理优势。作为一个拥有巨大消费市场的准大陆经济体,美国公司受益于规模效应:在加利福尼亚州诞生的优秀创意或在密歇根州生产的产品可以在短时间内传播到其他 49 个州。美国还拥有庞大、高度整合的劳动力市场,允许人们转向薪酬更高的工作,并吸引工人进入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漫长而松散的南部边界可能在政治上引起争议,但它一直是经济的顺风,使劳动力稳步增长,并帮助填补了许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不愿从事的艰苦肮脏的工作。与国家规模同样重要的是其下方蕴藏着什么。在过去二十年里,从曾经不易弯曲的页岩中提取碳氢化合物的技术不断改进,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

美国经济还拥有一些特别的优势,这些优势孕育了美国经济的更多力量。拥有世界上最深的金融市场,让初创公司更容易筹集股本,这是比借钱更好的起步方式。美国大量令人振奋的年轻公司反过来又提升了美国市场的吸引力。同样,拥有世界主导货币也让美国企业在全球贸易中更加顺畅。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这些大学之所以能保持领先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它吸引了世界上最好的学生。

看得见的手

其他政策选择也起到了帮助作用。美国的商业监管方式比许多其他国家都更为宽松。这为高科技公司提供了发展和成长的空间。这也促成了页岩革命的实验。但美国的成功不仅仅是小政府的故事。官员们在危机期间做出了大胆、坚决的干预(公平地说,包括那些一开始就因监管不力而助长或加剧的危机)。在经历了动荡的开局之后,美国对 2007-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做出了强有力的反应,果断采取行动清理银行资产负债表,并积极利用货币政策来支持增长。政府对新冠疫情放缓的反应更加不同寻常,推出了一系列财政刺激计划,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事实上,官员们在追求复苏的过程中做得过头了,导致全球通胀上升。但如果不承认政府在经济引擎失灵时愿意踩油门,就无法解释美国强大的经济引擎。

美国虽然实力雄厚,但弊病颇多。检验一个国家治理好坏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看它的人民是否过着幸福长寿的生活。在这方面美国还存在不足。联合国 预测,2023 年美国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为 79 岁,比西欧平均水平短 3 年。而这一惊人差距在 1980 年几乎不存在。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肥胖以及阿片类药物、枪支和道路安全等特别严重的美国问题导致老年美国人减少。但相对而言,美国老年人的境况也不好。预计 2023 年美国 60 岁老人的平均寿命将再延长 24 年,比欧洲短近一年。而 1980 年的情况则相反,预计美国老年人的寿命将比欧洲同龄人多近一年。

许多批评美国经济模式的人认为,美国经济模式存在内在缺陷,存在极端不平等,而且越来越多的主导企业压垮了竞争对手。但这些都言过其实。在不损害美国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国家财富的分配可能更加公平,但普遍认为最富有的 1% 人包揽了一切,这种想法有些言过其实。至于苹果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其主导地位,必要时加以遏制,但它们确实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价值,撼动了千篇一律的行业。它们面临着激烈的竞争,难以保持领先地位。它们更多地是美国经济成功的证据,而不是问题的证据。

在现代经济史上,美国三十年的优异表现令人瞩目。这种势头能持续下去吗?在本报告中,我们将探讨悲观主义的种种原因,从政治毒害到财政脆弱。与这些原因相反的是持续不断的活力,这是美国经济的本质特征,也是推动其前进的最终力量。

评论

此博客中的热门博文

付鹏11月24日在HSBC内部演讲速记

《2024年年终回顾和2025年展望——对冲风险VS软着陆》   上篇 正值年底,虽然刚才汇丰一直强调大家不录音不录像,但大概率你挡不住。我在这儿讲话会谨慎一些,非常小心谨慎,大概率会有人透露出去,放到YouTube上,基本上所有见我都说付总我在YouTube上看过你的视频,我说那都是盗版的,靠盗版发财的也不少。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官方的,回顾会多一点,展望不多,因为这个月展望完了之后下个月怎么办?有些话对我来讲我倒觉得很简单,本质上原来我们是做Hedge Fund出身,所以我们的逻辑框架整体具有极强的延续性,不是说今年去讨论,或者说明年去讨论。 惯性思维从2016年开始,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然经历过过去的几年时间,我相信在座各位应该对这番话的理解变得越发深刻。 2016年实际上是美国特朗普的第一次大选,我有一个特点,我的特征是如果我觉得什么地方有投资机会,我可能第一时间去一线调研,我不喜欢看YouTube,我也不喜欢在网上扒。当然你会说,现在ChatGPT很强大了,人工智能好像能帮你解决很多问题,但你们有没有想过,可能广泛流传或者广泛传播的很多信息是错的。这一点在2012年当时我从日本做完调研回来之后,我的感悟是最深的。 当然去日本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名字叫本森特,很快大家就会非常熟悉他的,目前来讲应该是特朗普政府提名的美国财长。本森特原来是索罗斯基金实际掌控人,因为索大爷已经年龄很大了,去年的时候才刚刚把基金的业务交给他儿子亚历山大,但在这之前,最主要的几场战役本质上来讲都是本森特在主导。 2012年当时我从北京去香港约朋友们吃饭的饭局上,当时斯索罗斯基金在香港办公室跟我说,本森特从这儿去了日本。我说OK。我经常说一句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问题。” 当然你知道,网民们最可怕的地方是巴菲特“SB”、索罗斯“SB”,我最“牛逼”。你要记住,他们的所有行为一定有很大的变化,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巴菲特第一次去是2011年,我们正在讲福岛核电站泄漏,核废水污染以后海鲜不能吃的时候,一个80多岁的老头顶着核辐射泄漏去日本吃海鲜了,当然他去日本干吗,这其实很关键。 之后我们跑到日本做完调研回来之后那几年,我陆陆续续跟很多人讲,日本正在发生变化,日本的利率结构都会随之变化的,当然包括日本的证券市场。今年日本股市终于走出这35年了,创下...

华尔街日报:以商谋和:特朗普力促俄乌和平背后的真实意图

  上月在迈阿密海滩,三位颇有影响力的商人——两位美国人、一位俄罗斯人——聚在一台笔记本电脑旁,表面上是在起草一份终止俄乌那场漫长而致命战争的计划。 但据熟悉谈判的人士透露,他们的意图远不止于此:私下里,他们在为俄罗斯这个2万亿美元经济体的“解冻”谋路——而美国企业将是首批获益者,排在欧洲竞争对手前面。 从地产开发亿万富翁转任特使的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在他的海滨庄园里,接待了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负责人、由普京(Vladimir Putin)亲自挑选的谈判代表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Kirill Dmitriev),屏幕上那份他们正在修改的文件,很大程度上是由德米特里耶夫起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则从他在附近一处被称为“亿万富翁地堡”(Billionaire Bunker)的小岛住所赶来。 德米特里耶夫当时正在推动一项计划,让美国公司利用被冻结在欧洲的大约3,000亿美元俄罗斯央行资产,用于美俄投资项目和美国主导的乌克兰重建。美俄公司可以联手开发北极地区巨大的矿产财富。数月来,德米特里耶夫反复强调,两位长期对手可以成就无可限量的合作:两国在冷战时期互相竞逐的航天产业,甚至可以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SpaceX共同执行火星探测联合任务。 据西方安全官员称,对克里姆林宫而言,此次迈阿密会谈象征其一项战略的阶段性收官。这项战略早在特朗普就职前就已酝酿,其要义是绕开美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架构,推动政府把俄罗斯视为机遇之地,而非军事威胁。通过抛出数以十亿美元计的稀土与能源交易,莫斯科可以重绘欧洲经济版图——同时在美国与其传统盟友之间制造分歧。 曾在高盛( Goldman Sachs )任职的德米特里耶夫找到了合适的受众:特朗普的老牌高尔夫球友威特科夫,以及库什纳——后者的投资基金Affinity Partners曾从阿拉伯君主制国家那里吸引了数以十亿计美元的投资,库什纳曾帮助调解这些国家与以色列的冲突。 这两位商人都赞同特朗普长期以来的地缘政治思路。若说几代外交官把东欧的后苏联时代难题视为必须抽丝剥茧的“戈尔迪之结”,那么在特朗普眼中,解法非常简单:边界不如生意重要。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公开表示愿亲自促成冷战迅速结束,并告诉苏联外交官,他会在克里姆林宫对面盖...

成千上万的中国科学家挥手告别美国

 经济学家: 长期以来,华裔 天才一直是美国创新领域的先锋。今年十月去世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就是其中之一。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例如特朗普政府对各类新移民的敌视态度)以及中国对科技领域的大力支持等因素,许多人如今都选择了杨振宁晚年的道路:他八十多岁时回到中国,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如今,许多中国年轻人也选择完全放弃赴美留学。 这些转变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就已开始,如今在学生、科学家和科技从业者这三个相互交织的群体中尤为显著。它们可能会损害美国顶尖大学和最具创新力的企业。长期以来,华裔科学家一直是美国最大的外国研究人员群体。如今,正值世界两大经济体陷入激烈贸易冲突之际,他们的外流将削弱美国在与中国的科技竞争中最大的优势之一: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的能力。 但特朗普政府似乎并不这么认为。今年5月,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表示,美国将“积极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特朗普后来又表示,他希望再增加60万个中国学生签证名额,这一言论令辩论更加扑朔迷离。)9月,国会一个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题为《从博士到解放军》的报告 , 呼吁 加强 对 中国学生的限制,理由是他们未来可能与中国军队建立联系。当月,特朗普提议对 新的 H  -  1B 签证申请 收取10万美元的费用 ,这种签证被科技公司广泛用于引进外国技术人才。中国和印度人将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之一。 首先来看学生群体的变化。2000年至2019年间,赴美留学的中国青年人数增长了六倍,并在2019年达到峰值,超过37.2万人。当时,中国学生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后,中国学生人数下降了近30%。新冠疫情是原因之一,但美国政府的敌对态度也是另一个原因。这使得赴美留学看起来像是一场押注特朗普式“克制”的昂贵赌博。 纽约州雪城大学社会学家马颖怡表示,与此同时,美国大学在中国的地位却在下降。十年前,“海归”(指在国外获得学位的毕业生)被视为“职场赢家”,在中国能找到高薪工作。但这种优势已经减弱。马颖怡博士说,中国老板现在认为,国内毕业生即便不如美国毕业生,也至少和他们一样优秀。由于国内大学毕业生过剩,许多在美国的中国毕业生发现自己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外都不受欢迎。年轻的学生,尤其是来自顶尖大学的学生,现在更倾向于留在国内。 类似的趋势在科学家群体中也十分明显。据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余谢的研究显示...

金融时报:下一个重磅药物会来自中国吗?

  在上海的一个工业郊区,制药业正在经历一场权力交接。 工程师们正在检查一排巨大的不锈钢罐,一种源自仓鼠卵巢细胞的生物药物即将在这里开始生产。每个罐的容量都足以生产5万升这种药物,该设施只是中国生物制药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例证。 该工厂属于毕博制药,该公司于 2 月份开始建设,目前已提前一个月完工,这得益于快速的审批和当地临港区政府的实际支持。 中国生物制药行业正蓬勃发展。一系列并购交易吸引了众多外国制药企业来到中国,寻求有前景的分子药物来补充其日益萎缩的研发管线。例如,今年6月,阿斯利康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石药集团签署了一项价值高达52亿美元的协议。 仅仅五年前,该行业还因未能研发出有效的新冠疫苗而被嘲笑为落后者。如今,西方制药公司的高管和投资者私下警告说,他们的公司有可能在药物创新方面被中国超越。 中国生物制药崛起的核心在于速度和效率——这些因素不仅加快了药物研发速度,而且显著降低了成本。中国的优势源于其庞大且高技能的劳动力队伍:从实验室研究人员和设备制造商到负责安装毕博新生产线的工人,不一而足。虽然部分人才曾在海外的美国大学和大型制药集团接受培训,但绝大多数劳动力都是本土培养的工程师。 麦肯锡的一份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在药物研发各个阶段的时间和成本优势。该咨询公司估计,中国制药企业在将靶分子转化为候选药物并进入早期临床试验方面,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到三倍。 一旦某种疗法通过了初步的动物试验,由于中国有大量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的患者群体,因此在中国,临床试验的患者招募速度会比在动物试验中快两到五倍,具体速度取决于治疗领域。 “过去三四年,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迅猛,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创新源泉之一。”毕博制药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彭娇表示。他补充道,中国在研发新药方面的优势在于,其基础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但还需要通过实验室研究来确定合适的制剂配方。 “这更像是一个谜题,需要的是工程思维而非科学思维。这类工作需要一支高效的团队,能够迅速行动,找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他补充道。 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企业与西方竞争对手相比,能够在速度和成本方面取得如此成就。彭先生的工厂位于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附近,坐落于一个专为生物科技初创企业设立的产业园区内。这些企业可以获得补贴、低廉的租金以及来自临港市政府的全程支持。 官员们仅用了九天时间就批准了BiBo的建设计划——而在欧洲,这个过程可...

尽管对竞争感到担忧,中国仍然吸引着欧洲企业。

 FT: 尽管欧洲各国政治领导人对工业依赖世界出口超级大国中国日益感到担忧,但欧洲制造商仍在增加对中国工厂的投资。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预计将成为最新一位就中国对欧洲的巨额贸易顺差(去年高达 3058 亿欧元)发出警告的领导人,他本周将对北京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然而,欧洲制造商的持续投资——其中大部分旨在生产出口商品——正在增强中国本已强大的工业基础。 欧洲公司表示,中国的低成本和高效的供应链使得与中国竞争对手的竞争越来越困难,而北京的政府采购规则也使得进入中国市场必须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 “如今,在中国市场存在本土竞争的情况下,将产品引入中国市场已经没有竞争力了,”瑞士化工企业科莱恩首席执行官康拉德·凯泽表示。 该公司斥资 1.8 亿瑞士法郎(2.26 亿美元) 扩建其 位于中国大亚湾石化中心的工厂。去年,德国巴斯夫和壳牌也宣布在该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 化工企业科莱恩已在中国大亚湾石化中心扩大业务   © 科莱恩 “总的来说,欧洲企业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并没有降低。相反……世界各地的企业总体上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正在增加,”中国欧洲商会会长延斯·埃斯克伦德表示。 今年,商会对其成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约有四分之一的企业正在将更多生产转移到国内——这一数字是向其他国家多元化生产的两倍。 这些数字包括 80% 的受访者来自制药行业,46% 来自机械行业,40% 来自医疗器械行业。   商会表示,中国政府采购中日益严格的本地化要求正在推动这一趋势,因为国际公司都在寻求开拓本地市场。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荣鼎集团表示,其数据显示,自 2021 年以来,欧盟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持续流入中国,去年第二季度欧盟绿地投资额达到创纪录的 36 亿欧元。 但对欧洲来说,或许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公司正在将生产转移到中国,将其作为出口基地。  三年多的生产者价格通缩,以及自 2022 年年中以来人民币对欧元贬值 20%,使得中国成为比欧洲便宜得多的生产基地,而乌克兰战争后,欧洲的能源和其他成本也飙升。 德国工业联合会(BDI)驻华首席代表艾丽莎·霍尔哈格在最近于北京举行的一次智库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加强国内消费,并允许人民币在市场驱动下升值,既有助于减少贸易失衡,也有助于与欧洲建立更稳定的长期经济关系。” 但分析人士表示,北京方面...

高管薪酬如何飙升至天文数字

FT:   我并非唯一一个难以理解埃隆·马斯克成为世界首位万亿美元富豪的人。“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教皇利奥三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上个月,特斯拉批准了一项非同寻常的 激励计划 ,如果这位行事古怪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能够达成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目标,他将获得价值1万亿美元的股票。如果这真的是高管薪酬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那似乎也遥不可及。 用马斯克可能更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说,想象一下,地球中心到地表的距离相当于100万美元的高管薪酬。这个数字可能在近一个世纪前就被伯利恒钢铁公司总裁尤金·格雷斯(Eugene Grace)首次突破。据《时代》杂志报道,他1929年的160万美元奖金“令人震惊”,而这一消息恰好在大萧条爆发之际被曝光,时机可谓绝妙。到了20世纪80年代,收入最高的高管薪酬已经突破了1000万美元大关:例如,1988年,迪士尼高管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的总薪酬高达4000万美元。 要获得6000万美元的报酬,你需要从地球旅行38.4万公里到月球。如果算上股票奖励,这对于许多美国首席执行官来说,如今已是触手可及的总额。2024年,Netflix的两位联席首席执行官泰德·萨兰多斯和格雷格·彼得斯每人获得了略高于6000万美元的报酬,而许多其他美国首席执行官的收入则更高。 特斯拉老板马斯克 2018年的股票期权计划 价值560亿美元,该计划于2024年初被特拉华州的一位法官驳回。这笔巨款远远超过了马斯克最爱的星际目的地火星,位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他高达万亿美元的收益甚至超过了海王星,大约是登月距离的17000倍。 伦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朱莉娅·霍格特 上周表示 ,她赞同英国公司董事会近期采取的更为“强硬”的立场,即提供更高的薪酬来吸引国际高管。但她补充道:“我说的不是埃隆·马斯克式的巨额薪酬方案;我们说的是能够吸引人才,并确保我们在人才争夺战中获胜。”  然而,仅仅因为马斯克和他的激励计划是科幻小说就将其驳斥,就忽略了两个重要方面。  首先,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人才争夺战一直由高管们发起,他们积极地以同行薪酬为标杆,错误地认为人人都能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无论马斯克是否真的拥有万亿美元的财富,其引力都必然会波及那些“仅仅”拿着八位数或九位数薪水的贪婪CEO们。这或许会不...

谁扼杀了欧洲单一市场的梦想?

  欧洲经济感觉运转不畅,且处境艰难。其先进科技产业已经落后,而美国和亚洲的制造业强国却蓬勃发展。对企业而言,即使是最简单的货物运输,在欧洲境内也似乎要经历繁琐的官僚程序。 一位欧洲领导人问道:“宣布并实施一项消除欧洲所有边界的决定是否过于乐观?那些拿不出任何方案的人很快就会被遗忘或被鄙视。那些没有能力实现其雄心壮志的人很快就会沦为追随者。” 这位政治家是雅克·德洛尔,时间是1985年。在他的领导下,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愿景:单一市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跨境一体化经济体,拥有4.5亿消费者。 然而,40年过去了,这项计划未能实现德洛尔、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倡导变革的那一代人的雄心壮志。尽管到1992年,欧盟内部许多货物贸易壁垒已被取消,但服务、资本和部分劳动力贸易壁垒依然存在,而且似乎难以撼动。正如德洛尔所警告的那样,欧洲经济正在“落后于时代”。 1985年,欧洲各国领导人在卢森堡齐聚一堂,就旨在建立共同市场的《单一欧洲法案》达成一致。   © Marcel Mochet/AFP/Getty Images 根据欧洲中央银行的数据,欧盟内部贸易壁垒相当于对服务征收100%的关税,对货物征收65%的关税。错综复杂的保护主义规则甚至阻碍了面包制作:在过去的25年里,只有一位法国面包师被德国认可为合格的烘焙 大师 ,获准经营面包店。 欧盟的单一市场宏伟蓝图依然是其政治象征,但其活力和发展势头早已停滞不前。这个20世纪后期世界上最成功的自由化项目之一,如今已黯然失色,欧洲经济在21世纪也因此陷入长期衰退的泥潭。 这是《金融时报》系列报道的第一篇,该系列报道旨在探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为什么重振单一市场作为欧洲增长引擎会如此困难。 现代布鲁塞尔的悬案:谁扼杀了单一市场之梦? “我们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而这正值绿色转型、数字化、国防和人口老龄化亟需之时,”欧盟前贸易专员、德洛尔的幕僚长帕斯卡尔·拉米表示。“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显然,我们的行动太慢了。” 警告的声音越来越大。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上个月恳请欧洲领导人纠正“多年来的不作为”,并重塑“面向一个正在逐渐消失的世界”的经济体系。 去年,马里奥·德拉吉(左)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共同发布了一份报告,批评欧洲的碎片化问题。   © Wiktor Dabkowski/ZUMA/路透...

为什么美国人明明并不穷,却感觉自己更穷了?

  过去两周,一场激烈的社会经济辩论席卷了美国:2025 年,一个家庭在美国社会 究竟 需要多少收入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而不会感到过度的压力?为什么感觉中产阶级生活的经济门槛一直在不断提高? 这场讨论由资产经理迈克尔·格林发起,他 认为 ,由于儿童保育、大学学费和医疗保健等基本支出类别的成本不断飙升,如今家庭如果年收入低于 14 万美元,就很难过上舒适的生活。 格林给出的数字让不少以研究这类问题为生的经济学家感到惊讶——14万美元比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高出近70%。一系列对 他 用来论证其观点的数据进行的 仔细 分析揭示了他计算中的错误,导致他得出的数字远高于任何合理方法所能得出的结果。尽管如此,他的文章还是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他们认为,即使具体的数字有误,也 指向了一个更大的社会真相 :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不安全感。 作为一个以数据分析为生的人,我很容易会倾向于前一种观点,而忽略感觉的重要性,但我认为两种回应都合理。深入研究数据后,我可以提供一些基于证据的解释。 格林及其支持者们的观点不无道理,那就是中产阶级在基本生活必需品上的支出占收入的比例,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这一比例都显著上升。医疗保健(近几十年来增长了3个百分点)、儿童保育(增长了2个百分点)、住房(增长了4个百分点)和食品(近年来增长了1个百分点)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增加,使得这些不可避免的开支总支出占中产阶级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略高于三分之一攀升至一半。 但必需品价格的下降并未导致美国家庭在所有类别上的支出占收入比例上升,这一比例与历史平均水平基本一致——甚至略低于这些商品实际价格更低时的水平。这主要得益于服装、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和其他大规模生产的商品价格的大幅下降,这些下降足以抵消必需品价格的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模式并非美国独有,在高收入国家普遍存在。这其中自有缘由。与其说生活成本的不断上涨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下降,不如说,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恰恰表明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生活水平正在提高。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教育和医疗等服务价格如此昂贵?因为提供这些服务的人生活在富裕的社会和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他们理应获得高薪。 更准确地说,正如威廉·鲍莫尔在1967年提出的著名论断, 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 ,生产率的提高虽然降低了可贸易商品的成本,但却导致面对面服务的成本飙升。医疗保健和教育等需要大量面对面...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逼近7元,中国人民银行努力管控汇率上涨

 BBG: 人民币正缓慢逼近7元兑1美元的关键心理关口,这反映出市场对中美关系改善的乐观情绪,但人民币的逐步升值表明北京正在严格控制其涨幅。 周三,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小幅上涨至7.0613,创一年多来新高。人民币上涨主要受中国人民银行周三公布的人民币中间价(即“中间价”)提振,该中间价为 去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 然而,也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民银行可能正在控制人民币升值速度,以期在提振内需的同时保持国家出口竞争力。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接近 7.0-7.1区间 ,也可能促使国内企业抛售其大量美元储备,从而威胁市场稳定。 首先,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将人民币中间价设定在低于市场预期的水平,这表明其 对人民币 走弱的倾向。此外,据不愿透露姓名的交易员称 ,国有银行 也一直在不时买入美元以抑制人民币上涨。这些交易员因未获授权公开谈论此事而要求匿名。 花旗集团策略师罗希特·加格 和 戈登·吴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中国决策者显然对人民币走强持乐观态度。” 然而,他们也指出,低于预期的中间价“应被解读为中国人民银行希望控制人民币升值”。 除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管控措施外,由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贸易紧张局势的缓和推动资金流入中国股市,人民币在境内和离岸市场均有望迎来2020年以来表现最好的一年。此外,受美国财政担忧影响,美元走软也利好人民币。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意外 通话,以及特朗普明年可能 访华 ,推动人民币走强 。离岸交易员押注人民币将进一步升值。 交易员表示,对冲基金 在现货市场抛售美元兑离岸人民币,并在期权市场进行交易,以从美元兑人民币货币对的下跌中获利。 尽管有此势头,但包括华侨银行在内的市场观察人士预计,中国人民银行将优先考虑人民币稳定以支持经济发展。 华侨银行策略师张芳 和 黄克里斯托弗 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预计人民币将继续以稳健的、政策引导的方式升值。”

人工智能的未来或许就写在铁路的历史里

BBG:   历史学家A.J.P.泰勒曾戏谑道,人们从过去的错误中唯一学到的就是如何犯新的错误。然而,只要找准方向,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许多经验教训。不妨思考一下当今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与19世纪铁路繁荣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既蕴含着警示,也蕴含着教训。 铁路革命和数字革命之间的相似之处一直 令人瞩目 。铁路革命缩小了物理空间,而数字革命则开辟并规范了网络空间。铁路革命改变了它所触及的每一​​个经济环节,数字​​革命亦是如此。这两场革命都由少数巨头精心策划,而这些巨头也因此积累了巨额财富。 然而,自人工智能出现以来,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已成倍增加。此前,数字帝国一直奉行轻资产模式,而铁路则必然是重资产模式。人工智能正迫使IT公司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投资实体经济,麦肯锡公司 预测 ,未来五年内,他们将在芯片和数据中心方面投资5.2万亿美元。 目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本支出占美国经济总量的1.5%,这与19世纪60年代美国在铁路建设领域的资本支出大致相当。“七大科技巨头”占据了标普500指数超过三分之一的份额。而19世纪80年代,铁路公司约占美国股市的60%。OpenAI是一家成立于2015年的公司,估值高达5000亿美元,超过任何一家欧洲公司;该公司预计到2029年将消耗1150亿美元的现金。 第一个教训是,超前于需求进行建设几乎必然会导致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在荒郊野外修建铁路需要巨额的前期投资。但一旦铁路建成,文明便会涌入,荒野的价值也会呈指数级增长。外部回报的诱惑引发了周期性的狂热:从1868年到1871年,美国铁路公司修建了33000英里的铁轨。这也助长了一种冒险的商业模式:不遗余力的宣传、铺张的财务运作和竞争性的过度建设。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是一位铁路改革家,国会曾强制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在1884年至1890年期间聘用他担任总裁。他认为,铁路行业的“经营方式建立在谎言、欺骗和偷窃之上”。 繁荣必然伴随着萧条。19世纪美国发生的四次重大金融恐慌,分别在1837年、1857年、1873年和1893年爆发,而铁路的兴衰都是由铁路引发的。例如,1873年,一群铁路从业者为了修建 第二条 横贯大陆的铁路,向当时美国银行业的重要成员——杰伊·库克公司(Jay Cooke & Company)大量借贷,结果却发现自己无力偿还贷款。库克公司倒闭,其他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