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了解当前全球资本流动的趋势以及正在形成的新的压力点，不妨驱车前往华盛顿郊外的弗吉尼亚州劳登县。二十年前，这里曾是全球储蓄过剩引发的房地产繁荣的中心，但这场繁荣最终以惨败告终。而最近，新一波海外资金涌入，推动了数据中心园区的蓬勃发展，满足了小型城市的电力需求。 劳登县乃至全球经济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投资者和经济学家不禁质疑，人工智能的繁荣是否像 2007-08 年次贷危机那样，以同样不稳定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及如果承诺的利润迟迟未能实现，将会发生什么。 劳登县曾大力投资数据中心，以弥补上一代人因房产税收入锐减而造成的财政缺口。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将次贷危机与当今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进行比较，是因为两者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中国和日本等盈余储蓄国与美国等赤字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已回升至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高水平，并接近 150年来的最高点 ，而这一水平往往预示着过去的动荡。 这种失衡的核心在于一些我们熟悉的庞然大物。中国极具竞争力的出口创造了创纪录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巨大的财政赤字和高达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则令债券市场动荡不安。在此之上，还叠加着一种新的、潜在风险更大的动态：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对高端芯片的巨大需求，并在韩国和台湾等芯片生产地催生了新的储蓄池，这些资金正流入美国科技公司，为其9万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建设提供资金。 资本的循环流动推高了美国国债和主权债券的收益率，从而增加了偿债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它将人工智能泡沫破裂的风险从硅谷扩散到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投资者。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超级大国竞争加剧、联盟关系紧张的世界，这使得危机发生时合作的可能性更加渺茫。 “我们并不处于安全状态，” 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比阿特丽斯·韦德·迪·毛罗说道 。去年，法国爱丽舍宫致电该中心，要求其就今年夏天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的全球失衡状况提交一份报告。 她认为日益加剧的不对称性是颠覆性技术革命、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新一轮保护主义浪潮碰撞的结果。她还认为风险正在不断增加，一方面是因为风险敞口蔓延至全球投资者，另一方面是因为少数受益于人工智能繁荣的“科技国家”对人工智能的依赖程度过高，以至于她将其比作“荷兰病”，这种疾病通常与过度依赖资源而导致经济扭曲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位于弗吉尼亚州奥尔迪的微软和亚马逊网络服务数据中心。摄影：Lexi C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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