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 在近代史的大部分时期 ，跨国企业与国家沆瀣一气。英国和荷兰依靠东印度公司的资金支持，并以军事和外交援助作为回报。德国的克虏伯和日本的三菱助力工业化进程，而它们的政府则从中攫取海外矿藏和市场。美国的干预也帮助石油公司获取海外资源。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国政府一度放手，跨国公司得以不受约束地在全球扩张。但如今，炮舰资本主义又卷土重来。 下周，当众多全球最大公司的掌门人齐聚瑞士山地度假胜地达沃斯时，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将是各国政府对其跨境业务的惊人干预。随着战火重燃欧洲，以及威权主义的中国日益强势，政界人士重新绘制了全球商业版图，划定了跨国公司可以在哪些地区开展业务，又可以在哪些地区被禁止开展业务。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做法更进一步。他将企业视为增强国家权力的有效工具。他敦促美国石油巨头返回加拉加斯，否则将面临报复；他施压国防企业停止回购股票；并要求向中国出售先进处理器的科技公司向美国政府分一杯羹。 国家干预的回归将对西方跨国公司造成不稳定后果，这些公司年销售额约为23万亿美元，利润达2.4万亿美元，并在全球各地雇佣了数百万员工。这将意味着一个经济状况恶化的世界——而且未必会更安全。 正如我们的简报所述，地缘政治格局的转变 已经开始重塑西方跨国公司 。关税、补贴和制裁已将资本从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地区引向国内市场。2016年，美国跨国公司44%的资本支出在国内进行；如今，这一比例已达69%。海外销售额实际下降，而国内销售额则有所上升。在政府通常视为“战略性”的行业，例如软件、药品和汽车制造，这种撤退趋势更为显著。 正如特朗普的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 本周在我们“内幕地缘政治”节目中所说 ，全球化的鼎盛时期不会重现。未来很可能出现更多国家干预。商业财富的诱惑促使特朗普推翻了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政权，也正指引着他努力促成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停火。但特朗普也在将企业与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政府已经入股了一系列矿业公司和一家陷入困境的芯片制造商；上个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表示，将继续这样做。美国越是扶持本国企业、惩罚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就越会出于理性而支持本国企业。 新时代的“炮舰资本主义”将会带来什么？首先，它的成本更高，效率更低——而且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如今的跨国公司在现代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的全球...
FT: 七十年前，日渐衰落的英法两国试图武力夺取苏伊士运河。奇怪的是，两国领导人都不是那种典型的沙文主义者。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安东尼·艾登，堪称战后唐宁街10号最有教养的首相。只是地位焦虑会让理智的人做出鲁莽的举动。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发动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而英国则选择退出它认为毫无前途的欧洲联邦主义计划：这些误判至今仍在影响着两国。 当然，美国的衰落远不及当年的英国那样剧烈。它仍然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尽管优势有所缩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的衰落更为严重。英国或许还能安慰自己，它把权力移交给了一个民主、以英语为母语且以白人为主的超级大国。相比之下，美国却在与中国竞争中败下阵来，而中国并不具备上述任何特征。因此，尽管美国的地位下降幅度远小于英国，但其主观感受可能更加痛苦。与哪个国家竞争，确实 至关重要 。 如果再加上唐纳德·特朗普那种对等级制度的痴迷——他近乎地质学般的等级观念——你就会看到格陵兰岛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加勒比海地区的炮舰外交以及其他类似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挽回声望的尝试。（或许这次会更加成功。） 但即便是在一位正常的总统领导下，美国现在的行为也可能不太妥当。那些急于提升自身地位的国家总要标榜自己。能够坦然面对衰落的超级大国实属罕见。 要证明这背后还有比特朗普更深层次的原因，不妨回顾一下，在乔治·W·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就已经对当时几乎无人提及的“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感到不满。即便抛开伊拉克战争不谈，布什也对国际刑事法院抱有极大的蔑视。这并非指责他。当时，乃至现在，全球范围内充斥着许多与其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不如说是左翼的种种乱象。布什骨子里亲西方，他对其中某些事物抱有怀疑，这无可厚非。更重要的是，美国对这种法治主义世界秩序的不满由来已久，远早于特朗普。必然存在某种结构性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而这或许就是衰落。 由于美国在本世纪的经济和科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绝对成就，其相对衰落的迹象可能难以察觉。然而，这种衰落确实存在：近年来美国制裁措施收效甚微，在 人工智能领域 难以保持领先地位，以及中国在西半球敢于拥有的战略资产，都印证了这一点。如今，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差距已远不及千禧年之交。即便是一位普通的共和党总统，在当前形势下也会采取强硬措施，尽管可能不会像特朗普那样鲁莽。 永远要警惕那些社会地位下滑的人。我们这些生活优渥的人，根本无法理解社会...